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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共卫生专家:在战疫与常规治疗间寻求动态平衡

作者: 桐乡一院 发布时间: 2020年02月14日 12:43:16

黄严忠/文 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说过,一国国民健康对于国家的活力和强盛至关重要。而在这以先,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就提到,国家在保卫国民免受侵害方面负有根本责任。从广义上讲,他说的侵害当然也应包括各种疾病。这种视国民健康安全为国家责任的思想解释了为何许多国家现在都把公民的健康权作为一个重要人权。

从一月中下旬开始,中国政府在这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过程中表现了应有的担当,采取了超出常规的手段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许多地方采取了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某些地方已经开始实施战时管制。

在当今西方国际关系学及安全研究方面的理论泰斗巴里·布赞看来,这种把病毒看成是国家存亡的威胁并且以超出政治常规的行动应对的做法,本身就是一个“安全化”的政治过程,即把健康问题看成一个安全问题。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全球健康领域应对疾病举措的演进。

2000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把安全和健康问题联系起来,针对艾滋病问题提出了1308号决议。次年,世界卫生组织针对降低传染病的全球传播明确提出了“全球健康安全”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几经变化,到了2007年明确定位为应对跨国界的急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的必要措施。2005年,当时的小布什政府把禽流感可能造成的全球流行看成是一个国家安全威胁,甚至提到必要时可以动用军队执行隔离措施。2014年奥巴马政府也宣布西非的埃博拉病毒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

这些“安全化”的举措提高了决策者对重大急性传染病问题的认知,使得他们能够为未来的威胁未雨绸缪。在2005-2009年间,各国政府为了增强全球大流感的预防能力承诺出资共43亿美元。在国家层面,各国签署了修改过的《国际卫生条例》,在提高本国疾病检测和核心反应能力上增加投入。中国不仅修改实施了有关疾病防治的法律规章而且大幅度提高了硬件设施的投入。2008年,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传染病测报网络。2014年,中国宣布已满足《条例》中91.5%的核心能力要求。这些要求涵盖疾病检测、实验室能力、生物管理等方面。

虽然在此次的疫情中,武汉当地的疾病预报系统在流行初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一旦中央政府介入后形势有所变化。从公布的数据看, 目前的围堵战略似已遏止了病毒在湖北之外省份的快速蔓延,而通过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一场围歼病毒的战役也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紧锣密鼓的展开。政府仅用10天左右时间就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而且通过建设方舱医院在短时间内实现大量收治病人,这样的效率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

但这些“事急从权”的超常规措施也有其副作用。除了可能引发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这些措施强调“毕其功于一役”、集中所有人力物力对付新冠病毒,从而导致忽视其他的公共卫生问题或影响到正常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

2009年禽流感全球流行期间,应对登革热的印尼医务人员被迫抽调去应对禽流感(尽管后者的死亡率远远低于前者)。在马来西亚,2010年一年内禽流感导致13000病例和81人死亡,但登革热在1到4月就导致14000病例和47人死亡。这在客观上加深了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中的不均等现象。意识到这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健康安全”与“全面医疗保健”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提高和卫生体系的加强对有效应对新出现的健康安全威胁提供了强大的防御。

目前,随着国内各项围堵新冠病毒措施的到位和强化,其对需要常规诊疗群体的影响也开始显露。一些医院为了给新冠病毒治疗让路,或因为担心交叉传染,暂时关闭常规就诊门类,取消各种检查,压缩收治人数。对于一些特殊病人群体——慢性肾衰病人、孕产妇、白血病患者、艾滋病人、糖尿病人——而言,目前的防堵措施将他们抛到了一个尴尬甚至危险的境地。

一方面他们面临着被感染的高危风险,另一方面,封城封路以及暂停常规医疗服务又使他们面临缺医断药、病情恶化的危险。类似艾滋病、癫痫、抑郁症、支气管哮喘的病人一旦断药,甚至可能危害生命。这种情形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影响“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也可能导致病人心理不稳定而威胁社会稳定。目前,中国有85万艾滋病毒感染者/病人,3亿左右的慢病患者,而以四类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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